陈琮英故居

陈琮英故居位于北山镇牌楼村玉林塘组，江南民居建筑风格，老宅”三多堂”建于1891年（陈琮英出生前10年），上下两栋，大小房屋28间，占地6亩，含杂屋、菜园、禾场等，是当地的富贵家宅。20世纪50年代该宅分6家居住，先后被改造，仅留陈琮英父母老屋6间。后因年久失修，木损瓦塌，1975年由陈琮英侄孙陈平安修缮了部分墙体、屋面。2015年又进行了维修加固。现存修缮后的堂屋、正房、厨房、杂屋等6间，建筑面积187平方米，内有陈琮英和父、母亲睡过的床，用过的大柜、书桌、箱子、洗脸架等，睹物思人，令人思绪万千。

陈琮英（1902—2003），原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历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、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。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1982年离职休养。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1岁。

陈琮英和丈夫任弼时风雨同舟30多载，感情甚笃，劳苦功高，口碑极佳。任弼时很敬重陈琮英，看重他们之间的这份缘分。1921年春，17岁的任弼时赴苏俄，进入“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”学习。临行前，他曾给父亲和陈琮英的哥哥写信，恳请他们帮助陈琮英读书。任弼时言：“此事乃儿为终身之谋。”陈琮英不负厚望，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，打下最初的文化基础。任弼时得悉极为欣慰。 五卅运动后，一口湖南腔、一身乡姑打扮的小巧、俊美的陈琮英来到大上海。党组织为了掩护中国共青团总书记任弼时的工作，为这两个相互思念的年轻人搭了“鹊桥”。婚后，陈琮英担任党组织交通员，从此献身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。

1926年深秋，陈琮英随赴苏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的任弼时到莫斯科。随后又随夫君从上海至武汉，经历了四一二血的洗礼。1928和1929年，年轻的陈琮英又经历了常人少有的两次救夫遭遇。在1928年肃杀的上海秋夜中，陈琮英抱着长女苏明，扒上载煤火车，赶赴长沙，找任氏家族的姻亲、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出面打官司，营救在安徽南陵巡视不幸被捕的任弼时。身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被捕后，一口咬定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胡少甫，并寻机请人捎信给在长沙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，告知这一切。在上海接到任理卿电报的陈琮英，立即在党的委托下出面营救。陈琮英到长沙后还通知纸庄真正的老板、她的堂兄陈岳云赶紧回避，自己以老板身份与敌人对质，终于救出任弼时。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却因在路上饱受风寒，不幸患肺炎夭折。

1929年11月，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委员会书记的任弼时，在上海租界第二次被捕，受到电刑摧残。根据党的指示，按任弼时被捕后的假口供，陈琮英择地布置了一个小商人宅院，以商人太太的身份再次与凶残的敌人周旋，又一次机智地救出自己的丈夫。

1931年6月，陈琮英自己也尝到了身陷囹圄的滋味。这一年的3月5日，预产期临近、行动不便的陈琮英和丈夫依依惜别。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，被派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。7天后，陈琮英生下了女儿远志。100天后，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叛变，陈琮英怀抱女儿落入敌人魔爪。在被押送龙华--半年后，陈琮英和孩子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，被党营救出狱。

陈琮英作为任弼时夫人和党中央的机要秘书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。她生前多次从北京回家看望父老乡亲，合影留念。

陈琮英的兄长陈达邦，早年和任弼时一同求学长沙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天资聪颖，精通俄语、英语，在印刷《救国时报》等爱国刊物中，学习并熟悉了印刷业务。回国后，被董必武、吴玉章联名推荐，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印刷处处长，是人民币汉字的题写者之一。陈达邦的夫人赵一曼，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，全国家喻户晓，永垂史册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民族英雄赵一曼，竟是这个屋场未曾谋面的好儿媳妇。

陈琮英故居今为长沙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牌楼村： 牌楼村地处北山镇北部，东部与青田村相邻、南临常乐村、西部是福高村、北部与明月村接壤，2004年7月由原牌楼村与高田村合并而成。牌楼村土地总面积7.1平方公里。辖区内有22个村民小组，村民总户数为584户，总人口2002人，全村耕地面积1762亩，林地面积5620亩。 生态环境优美。典型的丘陵地区，大部分属沙壤土结构，域内山清水秀。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…… 牌楼村详细信息++